真实的死和虚构的永生。
《永别的仪式》——海狸小姐所记录的，萨特人生的最后十年。这本书虽然涵盖了萨特在文学和戏剧、在正攵治和反抗、在私人社交、在与病魔斗争等方面的诸多琐事，但行文简练而系统性极好，它的每一章都是可以非常快速地阅读的。
这样一本好书，我却差点没能坚持读到结尾，因为我在开始读它之前，就已知晓结局。
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读它，而不是读挂在某浪、某瓣里的那些传奇化、小说化了的传记资料。
这书里没有一件事的走向是暧昧的，没有一个人的面貌是模糊的。
海狸小姐在这里，既没有美化她的恋人，也没有丑化衰老与死亡的现实。她诚实地面对了他和它们。仿佛现实是被风吹动纸页的书，而她快速又细心地，在为这书作注解。
有的人工作是为了生活，比如海狸小姐。有的人的工作就是生活，比如萨特先生。
这两种人之间，没有正误高下之分。
只不过，对前者而言，短暂的生命，以及同样短暂的个人诉求，会多出一些分量来，而“被后世铭记”“被尚未出生的人阅读”“用文字达成不朽”之类的愿景，则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
“人皆有一死，但每一个人的死，都是一场事故。”这是海狸小姐在《宁静而死》里写到的，那本书记录了她母亲临死前的时日。这句话放在《永别的仪式》里也非常合适。在这里，她把一场事故的原委，缓缓地铺陈开来，不作真正的结论，也无法产生特定的情绪，只是忠实地体验着、记录着、反刍着，而这就是她能做到的一切了。很少有人胆敢如此清醒地认识人的境况。
这种清醒，在海狸小姐的写作生涯中，觉醒得颇早，实际上《女宾》里的人物对话就已涉及到身体的有限性这一话题。更明确的探讨则在1947年的小说《人皆有一死》中得以展现。
我的猜测：海狸小姐之所以把《人皆有一死》这本小说献给萨特，是因为后者想要用文字战胜死亡。
他在他的自传里，以及晚年和别人的谈话里，多次提到说，我不会想到死亡，虽然我知道它一定会来，虽然我知道它在向我靠近。
他尽全力地工作，他写《辩证理性批判》时笔速极快，他为了持续高效率的写作而吸烟，而使用兴奋剂。他在采访中说出的话可能引起丑闻，他自己似乎也明白这点，但他还是坚持发表采访的记录，并且说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被后世捧读。
他的心态，和《人皆有一死》里，为了保护自己所统治的城邦，在敌军压境的危难关头喝下不死药的中世纪贵族莱蒙多•佛斯卡，是十分相似的：为了一个空间的存续，为了一群人的模糊的“幸福”诉求，怀抱着如此强大的意志，以至于否定了自己的血肉之躯，否定了自己拥有的极为有限的时间。
于是海狸小姐，用佛斯卡长达七百年的悲喜剧，探索了这种“在死亡面前作弊”的态度，所带来的种种影响。
不死的人，在现在和未来的每个时代，都可以很好地成为时代弄潮儿的伙伴—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近臣、北美开拓者的旅伴、启蒙思想家的赞助者、大圌革圌命中的医生和情报员。意外地，在所有这些事业背后，佛斯卡却没有正攵客的刁钻、探险家的追名逐利、科学家的不近人情，抑或革圌命参与者的狂热和武断。佛斯卡虽然不擅长写作（他的记忆过于沉重），七百年来没当过艺术家，但他却意外地和海狸小姐、萨特，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法国作家们一样，在内心深处是坚定的人文主义者。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不在乎自己的贫富，他不能有一天停止工作，停止对别人的帮助。这点和萨特非常相似，虽然佛斯卡作为一个出生在13世纪的意大利人，对个人自我实现的重视远大于对社会结构的关心，从而也不能说他就是以萨特为原型的。
然而，问题在于，不死的人无法分享他的同伴对死亡的恐惧。生命越是短暂，“我该做什么”的追问就越是迫切，从而对这种追问的回答——一个人的行为、ta的事业、ta为其他人创造的境况——才成了ta的“存在”，成了赞美ta或是批评ta的依据。但不死的人，在无限的时间之上，拥有最大程度的自由，但这也使他的每一个决策、每一次和人的交互，都成了最大程度的偶然。他无法与人一同赴死，因为他的自杀注定是失败的（这种设定同时也对虚无主义者“成为无”的渴望进行了极具文学性的揭露与否定）。他无法与人终生相伴，无法把他没有尽头的人生献给稍纵即逝的爱人。由于可以轻易地预想到别人的死亡，他可以把人当作即将变成尸体的物件来对待。由于可以见到无限多的人，他可以泯灭个体的独特性，使得每个人都成了一片单薄、渺小、泯然众人的草叶。从而他在人和人之间做出的选择也就不具有意义。他是主体，是绝对，而他见到的所有人都是他者。这并不能像大众想象的那样，使他获得绝对的权力、知识或美德。佛斯卡遇到的人里，有的把一个目的视为绝对，有的看透了生活的无意义，有的行万里路不问前程，有的读万卷书来歌颂爱情，这些人都多少行使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。但佛斯卡，则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，他纵使能力再强也是一根墙头草，完全被时势的风暴所涡卷。
人皆有一死。佛斯卡没有一死。故而佛斯卡不是人。如此简单的三段论，足以让“不死”的神话式的梦想，成为人文主义事业——“以人为本”的事业的反义词。
而这本小说，大约是一个饱含爱意的警示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