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说中的他者与谋杀。
@可逆反应 这篇是送给你的。
我不是哲学系学生，我说的哪里不对还望指教。
海狸小姐——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，活跃于上世纪中期的法国作家和哲学家。除了广为人知的人类学著作《第二性》外，她还写过报刊文章、回忆录和小说。她对自己的定义不是哲学家而是小说家。这些小说中第一部得到发表的就是《女宾》（写于1941年，发表于1943年）。
关于这本小说，我已经说了很多，但至今都还没说到点上。
“女宾”，原题是“l’Invitée”，意思是“被邀请而来的她”。而在故事里，被弗朗索瓦丝邀请来到巴黎，被弗朗索瓦丝安排学习演戏，被弗朗索瓦丝喜爱（有百合倾向）、被她讨厌，最终被她杀死的这位“女宾”，不到二十岁的乡下少女扎维叶，是故事的核心人物。
她被邀请、被安排、被爱、被恨、被杀死。扎维叶始终站在被动的、被害者的位置。
其他人物，比如弗朗索瓦丝、伊丽莎白以及热伯特，都有过独白式的心理描写，但扎维叶没有。她只有许许多多的外貌描写，她的金发蓝眼不断出现在阳光下、月光里、暗淡的灯光里。在这里，作者和故事中的人物的态度，是一致的：扎维叶是“他者”。
这就使得分析这个人物变得格外困难，因为她从未以“真面目”示人。剧情的一个关键节点是，皮埃尔在深夜里来到她房间的门口，从钥匙孔中偷看着她不愿让他知道的举动。他想要尽快地揭露她的“内心”，而他也确实把她的所有弱点，像在上一堂解剖课一样地，带着冷静和不屑，逐一揭露出来，当着她以及弗朗索瓦丝的面。
打个比方的话，这就像现在的后宫番的观众，面对荧幕中一个个被我们喜欢着、被我们欲求着，承载了我们猎奇的凝视和不现实的期待的女性角色时，渴望看到她的回忆杀、她的过去篇、她的感情历程，她之所以成为她的某个确切的“缘由”。仿佛只要明白了这个妹子的“本质”，就能占有她的“存在”，获得莫大的快乐。
然而《女宾》中关于扎维叶的过去却着墨甚少，只说了她和父母及亲戚关系不好，她有自杀倾向，而已。这也的确挫败了读者的窥视心理。
作者说，扎维叶是被害者，是他者。读者问，为什么？她以前经历了什么，导致她变得懦弱，导致她的主体性被折损？对此作者没有正面回答。于是问题就更多了：她是不是生来如此，毫无理由呢？那么，这种懦弱，这种“他者性”，是她的天性吗？这是女人的天性吗？
在《女宾》出版六年后的1949年，出版的《第二性》中，可以找到明确的回答。但在写《女宾》的时候，海狸小姐恐怕还不一定知道这个答案。这是值得注意的：此时的海狸小姐，还不是那本引发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《第二性》的著者，也还没有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。
但是哪怕仅看这本小说，我们还是有一个切入点的：被杀的扎维叶，和杀死了她的弗朗索瓦丝一样，身上充满了矛盾。
就好比一颗黑色的珍珠（皮埃尔将扎维叶比作此物），黯淡却又发亮，圆润却又硌手，柔软却又充满分量。如果一层层地磨去“外见”，企图找到这颗珍珠的“本质”，那么它就只剩下一粒砂子，不再是珍珠了。
之前分析弗朗索瓦丝的时候我说过一遍的话，这里再说一遍：存在主义小说的诸多使命之一，是消解“女人的本质”“男人的本质”，或者说“人的天性”这个概念。而达成这个使命的方式，则是不断地展现人物的双重人格。
这双重人格，并非是“理想”和“实际态度”、“灵性”和“动物性”、“男性气质”和“女性气质”一样的二分法，也不会走向一个单个的和解或结论。它们仅仅是存在着，而人物仅仅是在成为其中一方，再成为另一方，如此反复。
海狸小姐至少展现了扎维叶在以下方面的双重性：
1）她非常怕生。故事一开始，她几乎不敢一个人去咖啡馆。与其和陌生男人跳舞，她宁愿把自己喝个半醉，急匆匆地从舞厅里跑出去。但是，她又渴望别人，哪怕是她不能认同的刁钻而残酷的皮埃尔，去给予她关注，去满足她的自尊。她经常是口无遮拦的。
2）她像读者期待的一样，拥有她那个年龄的，所谓“少女的清纯”。她能做出非常好吃的三明治。她演戏时，演一个暗恋中犹豫不定，数着藤上的树叶思考要不要告白的姑娘，弗朗索瓦丝都觉得她很适合这个角色。但她自己却说，我讨厌纯粹。她没有犹豫地和自己很讨厌的皮埃尔睡了。直到故事最后，读者才发现，原来她喜欢的是热伯特，而且还是一见钟情。那本是可以媲美数年前，弗朗索瓦丝对皮埃尔产生的那种，无法撼动的绝对密度的好意。
3）她对弗朗索瓦丝抱着依赖性的热情。她听从她的安排，接受她的建议，不时对她撒娇。但这种热情，加上弗朗索瓦丝对扎维叶获得幸福的愿望，却并没有构成双向的关系。两个人住在楼上楼下，狭小的空间，频繁的共处，使她们的交互方式走向单极化，最终导致了一场谋杀的发生。
于是引出第二个话题，小说中的谋杀。
在这本小说的开头，海狸小姐引用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中的一句：Each conscience seeks the death of the Other。在黑格尔那里，两个意识相遇后，区分“主体”和“他者”，靠的是对死的恐惧。得到承认、自我认同，且满足于此的一方，成为主体，成为主人。在死亡到来之前屈服，需要对方的认同的一方，成为他者，成为奴隶。
然而在故事的结局，我们看到，弗朗索瓦丝杀掉的并不是“他者”这个普遍的概念，而是扎维叶这个具体的人。在海狸小姐的叙述下，弗朗索瓦丝一边深陷孤独，一边战胜孤独；她做出自由的选择，拨动了一根杠杆，放出了扎维叶房间里的煤气，让扎维叶在睡梦中没有痛苦地死去。但是，同样身为他者，被弗朗索瓦丝爱着的皮埃尔，却站在毫发无损的旁观者的位置上。因而这个故事，并没有完全地印证黑格尔的这句话。故事展现的，是存在主义的模棱两可，而不是黑格尔式的泾渭分明。
之前在分析弗朗索瓦丝）的时候提到，她的罪来自于她的善良。她想要帮助扎维叶，并认为后者也期待她的帮助。她失败后，期待着后者的回应，不论这回应是和解还是驱逐。她希望两人的关系，能被两人一起引向哪怕不幸也还说得过去的结局。但扎维叶却拒绝回应，拒绝主动地终结这段关系，就像拒绝主动地开始一段关系一样。她把自己完全地孤立了。于是为了传达善意，弗朗索瓦丝使用了暴力。
“罪由善生”这个主题，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中，就已被开拓。如果说《罪与罚》讲的是一场看似正义的谋杀，犯人的一段挣扎，直到接受惩罚，被信仰和爱所感化，那么《女宾》讲的就只有谋杀为止的故事。
《罪与罚》中，一个从外地来到彼得堡、独自租住在简陋房屋中的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，发现他的母亲被蒙骗、妹妹即将受到侮辱，又遇到贫穷的酒鬼，了解到他与妻子的不和、他的女儿被迫卖圌淫，而自私的老太婆阿廖娜，却因为放高利贷、欺压穷人、甚至奴役自己的妹妹，活得富裕又舒服，而法律、道德、宗教都不能惩罚她，不能解决这种不公平的现象，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用斧子砍死了老太婆。这是在1860年代中期，他身处的城市，贫穷、肮脏，阶圌级矛盾十分明显。
《女宾》中，一个居住生活在巴黎、与恋人一同住在市中心的酒店里的小说家弗朗索瓦丝，分明知道她身边有险些被男人掐死的女画家，有被边缘化的吉普赛女演员，有婚后事业发展受限的舞女，有被异化到交往对象一大把、但又偏要当个处女的迷信家，而自私的少女扎维叶，则因为出身卑贱、受教育程度不高，习惯性地逃避和别人对话、逃避做决定，活得贫瘠又闭塞，而契约、承诺、规训都不能帮助她，不能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，于是弗朗索瓦丝用煤气熏死了少女。这是在1930年代末期，她身处的城市，富足、浮华，阶圌级矛盾被即将爆发的战争、声色犬马的街景，以及苟延残喘的中产小资们的岁月静好所掩盖。
从宏观角度来看，这两场小说中的谋杀，背后都有阶圌级矛盾作为根本原因，只不过一边是无圌产者杀有产者，一边是有产者杀无圌产者。然而一旦代入主角，就会惊讶地发现：弗朗索瓦丝，这个有健康、有收入、有闲情雅致、有梦想、有伴侣、有诗和远方的小说家，对他人的怜悯和同情，对现状的观察和反思，竟都远不及七十多年前，那位患着忧郁症、前途未卜、几乎身无分文、只有眼前苟且的大学生。弗朗索瓦丝拥有着太多平等的友情，以至于怜悯对她来说成了廉价的负担。她被自己稳定的个人生活所束缚，无法想象比自己不幸的人的遭遇。对她来说，不论是一个人病倒住院，两个人矛盾激化，还是无数人被迫去参与战争，在这些事发生之前，都不过是报上的新闻、街上的传言，是可信可不信、更可以置之不理的耳边风。
在她的温柔与自信的侧面，是她自己都没能发现的冷漠。这实在是令人哀叹的。虽然扎维叶的逃避现实是她所厌恶的，但弗朗索瓦丝自己同样没能对周围人的现实境况做出有效的、能提供帮助的反应。她没能成为人类中的一员。
如同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带来了鲁迅的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一样，我也愿意思考“弗朗索瓦丝杀死扎维叶之后怎样”。
女人和男人的关系，长期以来被婚姻的分工、宗族延续的期望、儿女继承权的考虑、性的表达与伦理的切合，以及被建构出来的长期亲密关系的神圣感，所定义着，而对这些定义的冒渎，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，成为故事的结局。
女人们之间的关系，则经常在父权叙事中被忽略，因为被客体化之后，她们成了任人摆布的人偶，而人偶和人偶是不会说话的。人偶只能听人类对她们说话。
那么，如果一个人偶突然把另一个人偶击成了碎片的话，人类会怎么看待这件事，怎么看待这两个人偶呢？人类会承认，她们其实不是人偶，而是会有杀意、也会有强大到必须通过暴力才能抹去的个性的人吗？
《女宾》的最后一段说，总有一天皮埃尔会知道的，但即便是他，也只能从外界了解弗朗索瓦丝在那一刻的孤独中所作出的决定，没有人可以谴责弗朗索瓦丝，也没有人可以替她开脱。也就是说，当战争结束，皮埃尔从驻圌地回来后，他会面对的，是一个仍然矢志不渝地爱着他、崇拜着他，也仍被他爱着，但业已不在他的惩罚和救赎范围内的弗朗索瓦丝。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正如她和扎维叶的关系不是“没有关系”，不是两个人偶放在一起，他和她的关系也将不会是“人类和他的人偶的关系”。他将无法成为她所侍奉的神明。
在我的想象中，他甚至可能会杀死她。
end（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