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体性尚未完全破碎的高中生。写文,搞翻译。

哑光调色。

两个有文豪原型的原创人物。
有异性恋成分,如感不适请自行避让。

———正文———

当最后的一点雨丝从路灯橘黄的光晕中滑落时,海狸小姐握住我的手,说,我们去蒙马特吧。
我喝干了马克酒,放下杯子,杯底在桌上留下环状的印记。邻座的碰杯声有增无减,这里喧闹得很。我们各自结了帐,从咖啡馆出来。街对面,即兴吹奏着萨克斯风的男人的眼睛,被滴着水的茶色额前发的阴影遮住。他不知疲倦地摇摆着湿透了的身体。他腾不出手来打伞。他的伞被掀翻在街心,伞柄朝上,像遭难的船一样盛满雨水,映着他怀里的乐器:它黄铜的光泽内侧,是同样温润的、振摆不止的七月的空气。这雨、这街、这嚣张跋扈的行道树的树荫,这伞、这积水,还有出现得不合时宜的海狸小姐和我,对于这支一人乐队来说,全部形同虚设。我羡慕他,羡慕所有可以沉浸于自己的存在的人。
我们没有叫出租车。碎方石拼成的圆弧图案的道路,有的地方很是坑洼,走起来却很舒服。她走得比我稍快一些,因为她素来走直线拐直角,遇上积水就轻快地跳过去。她的裙摆呼应着夜风,有时会露出她过膝袜的袜口。她曾在袜口处别着紫罗兰。那是两年前,在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夜里,在空无一人的学院礼堂,一排排红皮折叠椅的最深处,那架走了音的钢琴边。

我尽量抬起头,不看她的眼睛,也不去想刚才发生的事情。这样一来,我就不再有话能对她说,而没话可说就意味着喋喋不休。我开始事无巨细地问她问题,关于她上一部小说的德文译本,关于出版社给她的建议,关于她所住的没有空调的旅馆房间,关于她已故的祖父所留下的、在南方的海边闲置着的小屋。您真的还想呆在巴黎吗?我问她。一些业余的小说家,一生的梦想就是在一个能看见海的房间里写作。而您是有这个条件的。
可您没有。她说。
没有什么?海,还是房间?
没有必要。她回答道。您有博斯特,有尼赞,有贝里姚导演和整个剧院。他们需要您。还有我们的朋友坎泽蒂,最近的报纸都说她是圣日尔曼最棒的舞女。她明天晚上还等着陪您呢吧?
我脱不开身,我说。认识的人越多,自己占的分量就越小,就越想说服别人,让他们都跟着我走。尤其是女人。她们说自己什么都不想要,又显得对什么都感兴趣。我真希望她们能承认,实际上她们没有我就真的不行。在她们面前我会突然变得无可救药。
我明白的啦。她笑出声来。既然是这样,我就更不能自作主张把您掳走了。
我想去旅行。
这次的事情其实没有牵扯到您,所以想出发的话随时都可以。当然,出发前要记得叫我来检查行李。
我不能一个人出发。
要去哪里呢?
哪里都可以,这个随您的自由。
请快点做个决定吧,我听您的。不过,现在,恐怕还不行……
这次的事情确实很难办,但我不相信有什么事是您想做却做不到的。您从来不把任何人当成敌人,即使他们明确地向您挑战。在我看来,这样的态度,就是所谓的“无敌”。
可如果我其实只是在心安理得地败退呢?

我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,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问。我们走在圣心教堂前的台阶上。午夜的钟声响起时,她开始和我谈起她的梦。她梦里的我就和现在一样,稳步踏在雪白的石阶上。石阶生长旋转,不是像坡道一样直线向上,也不像城堡尖塔里的旋转楼梯,而是像等角螺线那样,不断地升向更宽广的地方,却好像始终沿着一个方向。
我问,那您自己呢?
我脚下没有台阶,她说。我在扶手的外侧。那里只有许多逐渐增高的秋千板,被不知多长的缎带,吊在不知多高的天花板下,勉强凑成台阶的模样。迈出一步,前脚在晃,后脚也在晃。

我们靠在教堂前的栏杆上呼吸着。教堂本身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,它对面的城市才是。从这里看去,巴黎成了一小块被扯下来了的铁丝网,被煞有介事地抛得锃亮,丢到和时间本身一样无垠的黑暗里。海狸小姐说,她少女的时候,也一个人从家里溜出来,爬上这些台阶,然后看到这样的巴黎。那时的她会哭出声来,因为她看它是那么的丰富,又是那么的百无一用。现在,她不出声了。她靠在我身上,轻轻分开的嘴唇依着我的耳垂。她的眼泪干在我俩的脸颊之间,泪痕的触感像一抹砂糖。
我早已不能切身体会那洇湿的视点,甚至无法想象抽噎的压迫感。但我仍羡慕她,羡慕她有值得流泪的事,有可以当面流泪的人。而这个人又恰好是我,真是奇妙得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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