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体性尚未完全破碎的高中生。写文,搞翻译。

“我们还要这样活多久?”谭克瑞多问道。他拥有来自母亲的金发,还长了一张贪馋的嘴。他恨我。他不知道我不会死;他以为我是吃了什么神奇的药,才得以自保,免于疾病、衰老。
“只要能达到目的,多久都行。”我回答道。
“达到目的!”他大喊。“什么目的?为了谁?”无可救药的愤怒,在他眼中凝固。“我们这座城,和锡耶纳、和比萨一样富有,可我们却只在结婚和受洗时,才能稍稍庆祝一下!我们穿得像僧徒,住在修道院里。我是您儿子,可我日日夜夜,还要听任鲁莽的长官,在他手下卖命。我和我的朋友们,一定是还没年轻过,就要老去了。”
“现在受的苦,未来会报答我们的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一年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时间,又要谁来还给我们?”他问道。他直视着我的脸。“我,我只有一条命啊。”
我耸肩。一条命,那算什么呢?

——波伏娃《人都是要死的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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